此外，在应对次贷危机的过程中，AMC仍是各国政府有效稳定金融体系的主要手段。各国在AMC完成阶段性处置不良资产使命后，根据其经济金融发展需要，采取关闭清算、回归原机构、转型为商业性资产公司、投资银行或政策性资产管理公司等方式，对AMC后续发展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总体看，无论是作为常设机构存在，还是不良资产问题严重时临时设立，AMC都是各国政府有效处置不良资产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要求，适应供求关系变化，建立健全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也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呈周期性特征，需要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对经济周期性波动加以应对，而AMC则是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实践证明，作为应对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成立的四家AMC，充分运用了国家赋予的政策和手段有效处置不良资产，最大限度减少了国家损失，对化解金融风险、平滑周期波动、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商业化转型以来，AMC的不良资产业务领域不断拓展，综合金融服务手段更加丰富，整合社会存量资源作用逐步显现，已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产业形式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经济结构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表现为过剩产能需转移，陈旧设备需更新、落后技术需淘汰、先进技术需引进、传统产业需升级等，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企业资源在企业生命周期和宏观经济周期交互作用下出现了错配，进而导致社会上沉淀了大量低效率、无效率甚至是负效率的存量资产。破解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

中国金融运行的实践表明，其他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主要运用债权类融资工具或股权类融资工具以增量方式来配置金融资源，进而影响经济结构的形成，而AMC的显著特点是从存量入手来调整和校正资源错配问题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从这个角度上说，AMC比其他任何金融机构更有条件、更有能力对社会存量资产加以盘活。

不良资产市场多元化新格局

• 新一轮不良资产处置需要更多的AMC和社会资本参与

新一轮不良资产处置需要更多的AMC和社会资本参与

与上一轮不良资产是经济体制转轨过程的成本付出不同，新一轮不良资产则主要是我国经济金融资源出现错配、风险资产增加、信用环境恶化所致，具有涉及范围扩大、处置难度增强、运作周期延长等特点。受国内国际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且不同于上世纪末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面临的经济高增长的外部环境，本轮不良资产处置问题和周期经营问题更加复杂。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本轮不良资产处置的任务更艰巨、时间更紧迫、技术要求更高，这对参与机构的数量以及参与机构在不良资产处置的人才储备、技术水平、专业经验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标准，需要有更多的AMC和社会资本参与。国家审时度势出台了市场化债转股以及地方AMC“二胎”政策，丰富了不良资产市场的参与主体，推动形成了以四家AMC、地方AMC、民营AMC、银行系子公司为主体的多元化不良资产市场的新格局。截至目前，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基本完成债转股实施机构或直营资产保全机构的设立，地方AMC已设立近50家。这也意味着中国不良资产市场在经历了以四家AMC为处置主体的政策性时期1.0版本、转型时期2.0版本后进入了当前多元化处置主体的3.0版本。

• 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各参与主体特点鲜明、功能互补

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各参与主体特点鲜明、功能互补

不良资产市场处置主体大致可分为区域性、专业性和综合性等三类。以地方AMC和民营AMC为代表的区域性不良资产处置主体，“本地化”优势明显，如与地方政府关系紧密、熟悉当地情况，能够提升区域不良资产处置效率；但由于成立时间较短，专业人才、处置经验和技术水平相对缺乏，处置手段较为单一，跨区域经营能力需提升，与四家AMC在融资方式、业务范围等方面还有差距。以银行系子公司为代表的专业性不良资产处置主体，在掌握债务企业信息方面更为充分，与企业的商业谈判、尽职调查、价值评估更为通畅；但是较债权转让给AMC而言，由其直接消化内生不良资产，受限于专业和业务范围等因素，在提升不良资产处置价值上还有较大空间。以四家AMC为代表的综合性不良资产处置主体，通过18年专注不良资产经营管理，培养了一批既熟悉投资银行又熟悉商业银行的专业人才，积累了丰富的不良资产经营管理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不良资产尽职调查体系和估值模型，创新了不良资产处置手段，专业优势更为突出，已发展成为拥有“全牌照”的金融控股集团，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兼具区域性和专业性处置主体的特点，在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具有综合性优势。

当前，各参与主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应既有侧重又有合作，实现功能互补。首先，应发挥各自优势聚焦业务重点。地方AMC和民营AMC应借助“本土化”优势，以收购区域性的不良资产为主，重点化解局部性的金融风险；银行系子公司利用信息对称的优势，做好自身单一的大型商业银行的风险化解，业务范围以债转股为主；四家AMC重点开展跨区域、处置技术要求高、处置难度大的不良资产收购，尤其要做好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引领性的金融风险化解。其次，应建立“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合作机制。以区域性处置主体（地方AMC和民营AMC）与综合性处置主体（四家AMC）合作为例，前者可将后者作为在全国开展业务的“天线”，利用其遍布全国的网络机构增强跨区域经营能力，依托其综合金融服务功能丰富不良资产处置手段，借助其雄厚的资本实力保障不良资产收购的资金供给；后者可将前者作为自身在地方上延伸业务的“地线”，借助其“本土化”优势获取地方政府更多的支持。此外，银行系子公司可借助四家AMC综合金融服务优势提升处置不良资产的价值，四家AMC可依托银行系子公司对债务企业的信息优势拓展不良资产处置的深度和广度。最终，通过各参与主体的功能互补和有序合作，达到盘活存量资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目的。

四家AMC应发挥不良资产处置主渠道作用

在不良资产市场新格局中，各参与主体应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其他各方合作，提高不良资产市场效率，推进供给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四家AMC要深入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重要精神，初心不改、使命不变，坚持服从服务国家战略，坚守不良资产主业，担任以“坏银行”为核心的“三种银行”角色，发挥不良资产处置的主渠道作用，切实履行中央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

• 以“坏银行”为核心的“三种银行”角色

以“坏银行”为核心的“三种银行”角色

“三种银行”是AMC在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新格局中的角色定位。“坏银行”是主业，是AMC成立的初衷，更是其职责所在。要坚守并强化不良资产主业地位，通过收购不良资产化解潜在或已形成的金融风险，通过不良资产债务重组降低企业财务风险，通过附加债务重组协议收购实体企业的不良应收账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不良资产收购为切入点，分类处置资产促使落后企业关停并转，助推过剩行业“去产能”；以不良资产并购重组为切入点，开展行业并购，助力房地产等行业“去库存”；以市场化债转股为切入点，减少企业财务负担，帮助企业“去杠杆”；以问题企业债务重组为切入点，优化企业财务结构，推进企业“降成本”。“好银行”是工具，是发挥综合金融服务优势促进提升不良资产价值的功能组合，是AMC坚守主业、服务实体经济、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保障。AMC可运用多样化金融工具，盘活存量资产，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并帮助有产业技术短板的企业通过国际并购引入世界先进技术，实现“补短板”的目标。“投资银行”是手段，是AMC在“好银行”服务于“坏银行”过程中各种并购重组方式的综合运用，其运作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不良资产的价值提升效果，是AMC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

• 做好风险防范化解

做好风险防范化解

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AMC要重点做好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乃至跨国别的不良资产的收购处置，履行政策性功能，采取金融救助和托管危机金融机构方式应对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AMC自成立以来托管重组了新疆金融租赁、浙江金融租赁、汉唐证券、金谷信托等一系列问题金融机构，还成功处置了“德隆系”问题企业。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长城资产”）为例，其先后收购、管理和处置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1万多亿元，大力救助问题企业，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物”）债务重组便是其代表案例。作为国内首家央企私募债危机事件，中国铁物债务危机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中国长城资产全面参与其债务重组，通过主动型债转股的创新实施，即以转股为目的进行私募债收购，先以承接债务为切入点，再择机将债权转股权，达到了以时间换空间的目的，并以此为切入点撬动了一揽子重组方案的实施，通过资本市场彻底解决了其债务问题。实践证明，四家AMC在履行政策性功能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此，建议国家继续赋予AMC政策性或准政策性职能，支持AMC收购不良资产的资金需求；完善AMC作为市场化债转股实施主体的股权退出机制，其中证监会可给予转股企业PRE-IPO的绿色通道。此外，可允许AMC跨境收购不良资产以及协助境内优势企业跨境产业并购，这也是AMC坚持主业并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体现。

防范化解综合性风险。做好社会影响大、涉及范围广、参与主体多、处置难度高、不良资产金额大的综合性金融风险的化解。以中国长城资产运作的“ST超日”为例，作为国内公募债首例违约事件，“11超日债”受到境内外广泛关注。中国长城资产通过破产重整一次性解决超日公司巨额债务问题，同时引入财务投资者和产业重组方帮助企业恢复生产。企业不但复牌上市还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效推进了我国光伏行业资源整合和产业升级。中国长城资产在此过程中保护了6000多户中小投资者的权益，维护了社会稳定，实现了各方共赢。

强化风险化解的引领性。四家AMC在收购处置不良资产时应做好各类金融工具和业务手段的叠加，担任以“坏银行”为核心的“三种银行”角色，创新发展新形势下不良资产处置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中国不良资产市场发展的主导力量，为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其他参与主体提供有益借鉴。在此过程中，国家应加强AMC立法，进一步完善司法环境，为AMC发挥功能作用提供法律保障。■

（责任编辑 贾瑛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