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吴斌

注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徐祯卿是如此低调，以至于在苏州人的记忆里似乎查无此人，可一旦提到曾经与他齐名的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又显得似曾相识。徐祯卿与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并称为“吴中四才子”。这与古装剧《金装四大才子》中的周文宾撞车了。

《金装四大才子》剧照 图源网络

然遍查史书，未见周文宾斯人只言片语的记载，更无书画、诗词、文章传世，难以匹配其才子身份。细究之下，只在明代剧本《三笑》中有过出场，不过一个戏份寥寥的配角；到近代越剧《王老虎抢亲》中，周文宾成为一个以男扮女装为特点的主角，名声大噪，这恐怕是被人误解为四大才子的原因之一。

徐祯卿知名度低有其自身原因。唐祝三人都擅长绘画，徐祯卿却精于诗歌。唐伯虎与文徵明都生于1470年，祝枝山生于1461年，大他们十岁，尚可归于一辈人物。徐祯卿生于1479年，出生最晚且33岁就去世，与三人略有代差。徐祯卿相貌不出众，性格也与另外三位不同。为了让四大才子在相貌才艺方面一致，别人就杜撰了一位相貌秀美、兼擅绘画的周文宾，替代徐祯卿的位置。

明 仇英 清明上河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徐祯卿名列四大才子，却绝非虚有其名，其诗歌造诣，冠绝一时，被称为“文雄”。后北上入京为官，加入“前七子”的文学团体，影响深远。在历代苏州本土作家中较为少见。

唐代白居易任职苏州时尝言：“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表明江南是国家财政的支柱，苏州是重中之重。等到宋代靖康之变后，江南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苏州繁荣更盛，先后有“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等赞誉。苏州的文教事业也益发昌盛，尤其范仲淹整合私学后，苏州籍名士数量呈井喷之势。然纵观太伯奔吴以来的历史，徐祯卿之前能够引领全国文坛的苏州人，不过三位，即西晋陆机、唐代张旭、北宋范仲淹。

西晋一统全国后，为防江南生乱，将当地世族领袖迁徙到洛阳。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陆机、陆云兄弟，号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陆机诗重藻绘排偶，骈文亦佳，被誉为“太康之英”，又与潘岳同为西晋诗坛的代表，形成“太康诗风”，世有“潘江陆海”之称。

唐人张旭的书法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后被唐文宗诏定为“三绝”。张旭不光本人书法冠绝一时，书法传承上亦是代不绝人。书坛亚圣，四大楷书家之一的颜真卿是其直传弟子；草书与他合称“颠张狂素”的怀素，则是他的再传弟子。

唐 张旭 草书古诗四帖全卷（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至北宋初年，苏州更是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范仲淹散文可观，写词也可成家，“碧云天，黄叶地”、“塞下秋来风景异”诸句亦可亲，传唱一时。

北宋 范仲淹楷书道服赞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上述三人，成就虽高，文学上却未成气候，后继乏人。陆机北上，本来就有作为南方质子的嫌疑，后卷入八王之乱漩涡后，殒身其间，诗文并无传人；张旭以书法著称，传世诗文并不算多，《全唐诗》中收录的诗作都已被后人考为伪作；范仲淹心忧天下，诗词文章于他不过小道，后续未有传人。徐祯卿却与上述三人不同，他作为前七子的重要一员，影响明代诗歌一百余年。

当时的文坛，流行“台阁体”，文风靡弱沉寂。北方士人在李梦阳的带领下开始反思，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所谓复古，多是以古人之名，行创革新之事。比如唐代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貌似倡导时人研究先秦两汉的散文风格，反对辞藻华丽、附会形式而缺乏内容的骈体，实际却是用自由活泼的散文形式，发挥散文“文以载道”的功能。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复兴古罗马与希腊的古典文化为旗号，实际的目的是倡导个性解放与追求人文主义精神。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康有为就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文章，将孔子打造成一个变法先驱，以期实现变法的主张。

清 康有为 行书五言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个优秀的复古运动，必须有三个要素：文艺主张、反对对象、示范作品。但在徐祯卿加入前，李梦阳为首的复古运动却存在着较大缺陷，影响力不大。当时的文坛领袖李梦阳极力反对李东阳以“馆阁体”领导全国文坛。因为“馆阁体”源于宋代，而宋代文人为了突破前人的樊篱，独辟蹊径，甚至为了求新求变，不惜损坏诗歌的美感，逐渐走上了理性化和俚俗化的道路。李梦阳主张写文章要以秦汉文章为范本，写诗要以盛唐诗体为榜样，即“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更主张真诗在民间，要求诗歌创作深入民间，汲取营养。他更多是凭直觉发现了馆阁体的弱点，得到了当时人的响应。但因为其自己本人创作水平一般，其主张的“诗必盛唐”又处于含糊地带，复古运动处于“破而未立”的尴尬境地。比如他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所创作的《榆台行》：

榆台高，高风吹树梢。都摇摇，

台下都羊走都蒿。

山头看，看日落，觱策四面吹，

军中白旗身姓谁。

向前看，有河河水深，彼不怕死。

我亦人力，能拔虎尾。

人虎或两存，归为鬼雄荣尔魂。

南宋 陈居中（传）鞑靼狩猎图（局部）弗里尔美术馆藏

这首诗描写了鞑靼入侵，官兵抗战不力而败的情况，颇为浅显，缺少韵味，难称佳作。却已经是李梦阳《乐府古诗》中难得佳品。可见李梦阳本人缺乏支撑其理论的文学素养。这种困局随着徐祯卿通过科举考试，入京为官而破解。当徐祯卿北上京城后，李梦阳热情接待对方，盖因徐氏以诗歌名满士林。试看其在吴中写的七律《文章烟月》：

风霜独卧闲中病，时节偏催壑口蛇。

篱下落英秋半掬，灯前新梦鬓双华。

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

会待此心销灭尽，好持斋钵礼毗耶。

从首联的“闲中病”可以看出，当时徐氏正在家中养病，“独卧”更是表现了一种孤独寂寥之感。颔联的“落英”、“灯前”以及“鬓双华”更是将孤寂推到了极致，使得徐氏内心忧愁、早生白发。颈联的“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一句与全诗情调不合，却写出了江南的人文荟萃与烟火繁华，更是一句难得的佳句。尾联的“毗耶”是佛教语，乃维摩诘菩萨的居所，流露出徐氏有出家遁入空门之意。该诗绝句尤精，清词逸格，情韵隽永，带有浓厚的吴中文风，是明代难得一见的佳作。李梦阳初次与徐祯卿会面时显得非常激动，他在《与徐祯卿论诗书》中记载道：

仆西鄙人也，无所知识，顾独喜歌唫，第常以不得侍善歌吟忧，间问吴下人，吴下人皆曰：“吾郡徐生者，少而善歌吟，而有异才。”盖心窃向往久之，闻足下来举进士，愈益喜，计得一朝侍也。

李梦阳是甘肃省庆城县人，因此自称西鄙人，“鄙”是边远地方的意思。“盖心窃向往久之”表明徐祯卿在入京前就名声远扬。因此在李梦阳的安排下，徐祯卿不仅被北方士人争相结交，更是加入到前七子这个有志革新的团体中。

明 仇英 清明上河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徐祯卿作为前七子中唯一的南方人，在复古运动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贡献。

第一，带来优秀的诗歌作品。一个诗歌流派，除了旗帜鲜明的文学主张，还需要成熟的优秀作品引领时代。徐祯卿的诗歌格调高雅，纵横汉唐，虽刻意复古，但仍不失吴中风流之情。比如，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他也因边军抵抗外敌不利而作《榆台行》：

榆台高以临匈奴，匈奴之罪当夷。

战不利，师被围。

师被围，士无粮，渴无浆。

拔剑仰天诀，壮士饿死亡。

弃尸不保，蹂藉道傍。

嗟尔从军之人，行不来归。

奈之何，心伤悲。

徐祯卿的这首诗相比较李梦阳而言，更悲怆，感情也更充沛，更合乎于汉代乐府诗的韵律。从徐氏在诗歌上的造诣，也能明了他在“前七子”中的地位。清人沈德潜编选《明诗别裁集》，吴中四才子中只收录徐祯卿和文徵明的诗，文徵明仅录两首，而徐祯卿竟辑录二十三首之多。《明诗综》在比较徐祯卿与李梦阳诗歌时曰：“李气雄，徐情深”，“情深”是徐氏诗歌的基本特征。徐氏虽然与李梦阳同调，但吴中清丽秀逸的风格仍有保留，更有自身特点。《明史》用“熔炼精警”四字概括其诗风格，恰如其分。最能表现“徐情深”的是其怀念母亲写的两首《先母讳日》：

一林鸟散五更钟，十载松楸怨恨重。

犹胜生儿不识面，眼中粗慰有音容。

头颅长大日堪衰，十二年前哭母孩。

岁月不知生死苦，儿身渐老骨成灰。

徐祯卿的母亲在其十二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徐祯卿与其感情深厚，写过很多悼亡诗。弘治十六年（1503年），他在苏州扫墓时写的《先母讳日》最具代表性。诗中的“一林”“五更钟”“十载”“十二年”等词汇，表明先母逝世已经非常久了，久到墓前的树苗都长成参天大树了。“眼中粗慰有音容”，表明了徐祯卿无时无刻都在怀念慈母的音容笑貌，回忆着与母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岁月不知生死苦，儿身渐老骨成灰”一句，更是直接表明徐氏思念之深，以致身体消瘦。

唐 母子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第二，提供丰富的理论指导。徐祯卿不但在诗歌创作上有着不俗的成就，在理论上也有着极高的成就。他的《谈艺录》更是被当成文学复古运动的指导思想。《谈艺录》的创作时间目前尚存争议。但据徐祯卿本人、同时代人及后世学者的言论和记载来看，即便徐祯卿在结识李梦阳之后又对《谈艺录》有所修补，但其主体部分当完成于吴中时期，其中反映出的创作理念和主张也基本上可以统摄其一生的文学思想。《谈艺录》中颇多精辟警策见解，是难得的精品。前七子对它推崇备至，甚至以反复古著称的钱谦益，也赞赏道：“专门诗学，究订体裁，上探骚雅，下括高岑，融会折衷，备兹文质，取充栋之草，删百存一，至今海内，奉如圭璧”。《谈艺录》的核心思想是“情”，徐氏诗学思想的其他侧面，皆在此前提下衍生而来。徐氏在《谈艺录》中特别记述道：

诗家名号，区别种种。原其大意，固自同归。歌声杂而无方，行体疏而不滞。吟以呻其郁，曲以导其微，引以抽其臆，诗以言其情，故名因昭象。

在徐祯卿看来，强烈的抒情性乃是诗，与其他体裁得以区分的最根本原因。徐氏不仅在理论上强调诗歌的核心为“情”，他的诗歌更是以情感深挚而著称。笔者随意在其《迪功集》中选一首诗《送萧若愚》：

送君南下巴渝深，予亦迢迢湘水心。

前路不知何地别，千山万壑暮猿吟。

明 沈周 京江送别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该诗是一首常见的送别诗。一、二句写送别时彼此的心情。句中“深”字涵义丰富，情味深长，它既指道路的漫长、险隘，也指徐氏送别时的深情厚意。“亦”字，承上句兼写双方，“心”字见出我的友情之深。三、四句写对友人旅途的系念。“不知”点出了旅程之遥，与首句“深”字相应。“千山万壑暮猿吟”，这句是景语。但是一切景语皆情语，有力地烘托了友人旅途孤寂、悲凉心情。这首送别诗，不着一愁、叹、伤、怨等词，却写得情真意切。以“迢迢湘水”比离愁，使无形之情思形象化、具体化；以“千山万壑暮猿吟”之景烘染离愁，更加浓了离情的色彩。可见徐氏的既能构建以“情”为核心的诗学理论体系，又能在其诗文中恰到好处的进行实践。有力的助推了前七子的复古运动。

钱钟书先生非常崇拜徐祯卿，因此将自己的诗论也命名为《谈艺录》。钱钟书的《谈艺录》结合中西方手法来探讨“诗眼”、“文心”。这种研究使得《谈艺录》不仅在内容上，更在方法论上成为中国诗话史的巅峰，难以被超越。徐祯卿的《谈艺录》是前七子复古理论的重要指导思想，钱钟书的《谈艺录》更是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意的重要著作。两人跨越五百年的时光，在诗学理论上交相辉映，构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钱钟书《谈艺录》 图源网络

徐祯卿取得这种成就，其实不光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他更多是苏州地区的一个杰出文学代表，前七子的这种文化主张，苏州地区的文人早在明初就在大力践行。吴中地区自明初遭到了全面的整肃。文人在政治的高压之下，失去了个性的尊严和自由。比如“明初诗文三大家”的高启，学问渊博，能文，尤精于诗，写了《咏梅》：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宋 徐禹功 雪中梅竹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其中“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一句，更是高妙绝顶。这样杰出的诗人，却因文辞被诛。使得吴中诗风由元末的绮丽繁华，一变而为低沉哀婉，趋于质朴平实。该时期吴中文坛的代表人物为徐有贞、王鏊、叶盛、吴宽一类的馆阁大臣，他们虽也推崇台阁体典正的文风，但从他们身上已可隐约见出些许转变的苗头。等到弘治正德年间，随着明初高压政策的缓解。吴中地区的工商业迅猛发展，城市也渐渐恢复了活力，再次形成了崇文氛围。对于该时期的繁荣，王錡的《寓圃杂记》曾有过详细描述：

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骎骎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气运使然，实由朝廷修养生息之恩也。

从“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骎骎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可以看出，吴中文坛已经走在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北方士人前面，早就走出台阁体与性气诗的窠臼，实现了复古创新。为何最终徐祯卿可以入选前七子，而不是早于他出生的唐祝三人？这恐怕主要与他们的科举不如徐祯卿有关。

明 吴伟 树下读书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徐祯卿在科举考场上颇为顺遂，远超唐祝三人。唐伯虎曾贵为解元，却陷入科场舞弊案，终身不得进入官场，自此游荡江湖，埋没于书画之间。祝枝山前后五次参加乡试，31岁艰难中举，后七次参加会试不成，勉强当了个知县。文徵明生平九次参加乡试，均不中，老来以岁贡生参加吏部考试，被授予翰林院待诏。而徐祯卿却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中举人，时年23岁，弘治十八年（1505年）中进士，时年27岁，之后担任过大理寺左寺副、国子监博士等职。徐祯卿年纪轻轻就考中进士，又在诗文上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自然很轻易地融入到前七子中。

虽然重视情感是前七子的共同特点，但再没有谁能像徐祯卿一样，将“情”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而这种用情至上的思想实际来源于吴中文化的传统。“情”的本质是“真”，吴中士人向来崇尚自我，追求自我实现。因此吴中士人大胆批评宋明理学对于人性的禁锢，其中，表现得最激烈的是祝枝山。他提出“学坏于宋”，指斥“道学”是“伪学”，认为宋儒言行不一，造成“恶伪”，走向道德的反面。《明史》中就曾记载道：“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赠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

但真性情并非只有“放诞不羁”这一种表现形式，持身严正，恭谨端方也是真性情的体现。比如文徵明、徐祯卿俱为方正君子。《明史》就曾以“和而介”来评价文氏，“和”即温和、和谐，“介”则为耿直、有骨气之意，可见其为人。徐祯卿则是心无旁骛，专力诗学，“不喜饮酒滛荡，狂诞谢礼检。但喜洁窗几，抄读古书，间作词赋，议论以达性情，摅胸臆之说，期成一家言，以垂不朽。”

虽然这两个群体之间在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有较大的差别，但由于都是自我真性情的表现，故而在任情自便、各从所好的同时，亦能互相包容，不强人以同己，彼此之间迥然不同的生活趣味非但没有造成间隔，反而可以让他们相互赏识。如文徵明和唐伯虎，“寅稚冠之岁，跌放不俭约，衡山文璧与寅齿相俦，又同井閈；然端懿自持，尚好不同，外相方圆，而实有塤篪之美。”恰好文、唐二人同岁，又能互相包容，自然情同手足。徐祯卿和唐伯虎，更是相交莫逆，现举徐氏的《怀伯虎》为例：

寒窗灯火张生梦，京路风霜季子金。

两地相思各明月，关山书尺几销沉。

明 唐寅 毅庵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京路风霜季子金”是指徐祯卿上京赶考，却凑不出路费，唐伯虎变卖家产，仗义相助。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在和睦相处的同时，难免会相互影响。在唐、祝放荡不羁的行为中，仍可见出对自我尊严的保持与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而文、徐高洁的人格里，也不免融进诗酒风流的嗜好。这种对个体的尊重、对真实的强调，正是吴中文化重主观、重个性的基础，也是徐祯卿诗学思想的核心要素。

明朝中期的复古运动虽几乎同时崛起于北方和南方的大地，但因为苏州并非政治中心，核心成员又多为布衣，故而造成的声势远不能与北方相比。徐祯卿以进士及第的机会，积极向北方文学集团靠拢，通过自觉主动的学习借鉴，不仅使自己的创作糅合了双方的特色，更重要的还是实现了两地的互动融合，一方面将北方文学的雄健气质带入了南方，另一方面也将南方文学的华秀风调引入了北方，从而引领了南北文学交融的潮流，实现了南诗北渐的壮举。

参考文献：

1.【明】徐祯卿：《徐昌谷全集》，许允元松涛阁本。

2.【明】徐祯卿：《迪功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明】文徵明：《文徵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明】祝允明：《怀星堂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明】唐寅：《唐伯虎全集》，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

6.【明】李梦阳：《空同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7.【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8.【明】王錡：《寓圃杂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9.【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10. 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1. 陈书录：《明代前后七子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声明：本馆原创文章转载，须经馆方授权。公益原创文章插图，图片版权归属于收藏地或创作人。

统筹：吴文化博物馆

技术支持：苏州多棱镜网络科技

原标题：《江南名士丨徐祯卿：苏州南诗北渐的杰出代表》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