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杭州的天气湿冷入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袁哲穿上骑手服，骑着小电驴出发了。这次，他接到了人生中最远的一单——顾客点了两杯奶茶，距离在10公里开外。

到西溪天街取餐，去华东院送餐，在寒风中骑行40分钟后，袁哲完成了订单。APP显示“本单收益12.3元”，这让袁哲很有成就感。要知道，外卖骑手每送一单的平均收益为7元。因为距离远，这单是他收入最高的一单。

在“化身”外卖骑手前，袁哲曾于北京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穿梭于学界和业界——武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阿里巴巴都有他的足迹。然而多年来，面对繁杂的数字和抽象的模型，他愈觉这些东西离“真实的生活”太过遥远。

37岁的袁哲将目光对准了更真实的世界。他发现，在某个无声的角落，有些人在默默地生活，他们乐观、努力，但日子一直没怎么变好。

“什么样的公共生活，才能让这些被遗忘的人活得更幸福、更有价值？”袁哲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无声

故事开始于2023年一个普通的周末，袁哲一家三口来到家附近的商场吃饭。作为土生土长的湖南人，袁哲和妻子喜欢吃辣。在三层一家湘菜馆就座后，袁哲掏出手机，给“一吃辣就哇哇叫”的儿子另点了清淡的广式外卖，这已经成为一家人的一个默契。

很快，袁哲接到了外卖平台的电话，听筒中传来的却不是往常真人的声音，而是一段人工智能语音：“您好，我是无声骑手，请注意您的APP。”随即，在APP上，对方发来一张照片，显示骑手在负一层的一家店铺门口。

袁哲马上打字回复：“等我。”他麻溜起身，下电梯，找到那位穿蓝色工服、戴头盔的听障骑手。对方年约30岁，把手中的外卖交给袁哲后，转身离开。

“幸好我经常来这个商场，熟悉地形。这位骑手可能第一次来，他找我会不方便。”袁哲心想，这位因一言不发而看似古怪的聋哑骑手，甚至都无法在经过柜台时向别人问问路。

儿子欢天喜地地吃完了外卖，拉着爸爸妈妈的手蹦蹦跳跳回了家。然而，袁哲在晚上回想起这件事，一时辗转难眠。

“我们周围的人都太‘正常’了，很少见到残障人士，更少见的是劳动强度高的残疾人。”短时间的接触让袁哲很受触动。想到这里，他从床上坐起，打开了电脑。

简单搜索后，袁哲发现，中国约有8500万残障人士，占总人口数的6%，其中2000万为听障人士。

2000万，这个数字是巨大的。袁哲不禁想：这么多听障人士是以怎样的方式谋生的？“大家都是活一辈子，如果没有很好的工作选择，没有成就感和获得感，对他们而言很不公平。”袁哲说。

袁哲进一步搜索发现，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听障人士传统上从事的客服、打字员、工厂流水线操作员等职业，正面临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风险。

而外卖骑手由于工作灵活性高、对语言交流要求低，受到不少听障人士青睐，成为他们的新型职业选择。例如，在某外卖平台上，已有超过3000名“无声骑手”。

袁哲作为经济学家的“DNA动了”。他很想运用经济学的视角和知识，为这群“默默努力”的普通人做点什么。来浙大前，袁哲曾在阿里巴巴工作过一段时间，研究平台经济，也对一些面向骑手的公益项目有所耳闻。

他当即决定，联系自己的老同事，与平台合作，“做个研究！”

行动

袁哲将此次研究的目标定为三个：第一，整体量化听障骑手的工作表现，尤其与普通骑手相比；第二，探究听障骑手在工作上存在哪些卡点；第三，探究平台如何帮助听障骑手更好地完成工作。

在得到平台的支持后，袁哲找到了一些愿意接受深度访谈的听障骑手，还获取了平台上的听障骑手数据。同时，他准备好了头盔、电动车、蓝色工服，以及一副隔音效果绝佳的耳塞，准备“化身”听障骑手，亲身体验他们送外卖的每个环节。

袁哲还找到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其中一位是多伦多大学的助理教授，还有一位是浙江大学的老师，并且带上了自己的博士生，共同参与数据分析和访谈。

2023年5月，在平台的支持下，袁哲建了个微信群，群名为“5.15一起聊聊吧”，开启了对听障骑手的第一次访谈。他将听障骑手请到校园里，采用微信打字沟通的方式，学习当骑手特别是无声骑手的基本技巧。

2024年7月，袁哲开始了第一次跑单。他用隔音耳塞塞住自己的耳朵，确保听不到声音，穿上蓝色工服，戴上头盔。出发前，儿子给“全副武装”的袁哲拍了张照，说：“爸爸再见！”7岁的儿子不太懂什么是研究，他理所当然地觉得爸爸有两个工作：老师和外卖员，他很为爸爸骄傲。

袁哲从口型中读懂了儿子的话，并报以微笑。到楼下时，妻子给袁哲发微信：“注意安全！”就这样，袁哲带着几分新奇和沉甸甸的责任感出发了。

袁哲在平台上注册的身份为“无声骑手”，他可以选择“显示”或“不显示”这个身份。由于刚刚注册，平台给袁哲派发的订单比较零散，每单收益不高。好在订单距离、收益都会显示，袁哲可以选择是否接单。

“从最简单的开始。”因为初来乍到，担心超时，袁哲不会同时接多个单子，他每次只送一单，这让他比同行更“从容”。而真正熟练的骑手，往往同时接五六单，甚至十几单。

经过大量的问卷和调研，袁哲总结道：“在杭州，一名骑手如果同时接五六单，骑一圈送完，大约每小时的收入是30元。一天如果工作8小时，收入为240元。”这已经是许多骑手心目中不错的薪资了。

戴着耳塞骑行在路上，袁哲有个特别的感受：“当你的耳朵听不到声音时，会更注意周围的状况，反应更敏锐。很多人边骑车边看手机，安全系数反而不如那些专心致志的无声骑手。”

“无声骑手”不能听、不能说，而大多数顾客又不会手语，这时骑手和顾客最好的沟通方式是在APP上打字。但这里面又有个问题——许多顾客由于日常工作忙碌，对APP消息都设置“免打扰”，无法及时收到文字消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平台设置了数字化的外呼工具，“无声骑手”可以率先一键拨出，让顾客提前了解自己的身份。“您好，我是无声骑手……”电话中人工智能的语音，清晰而人性化地提醒顾客注意APP上的信息，从而保证外卖的送达。

“大多数时候，我和顾客没有线下交流，甚至碰不到顾客。一般就放在门口，拍个照。”不过，袁哲清晰地记得，有一次顾客得知了他的“无声骑手”身份，在APP上郑重地对他说：“感恩感恩。”

“一般大家会礼貌地说‘谢谢’，而‘感恩’传递了一种层次更深的情感，是更高的评价。”袁哲笑着说。他相信，虽然点外卖的顾客们工作忙碌，但在得知骑手是听障人士时，至少会有一瞬间的震撼和感动。

渐渐地，随着袁哲送的单越来越多，系统会给他派发一些距离更远、收益也更高的订单，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生活

即使戴着耳塞，袁哲深知，自己也只能做到“物理上”模仿听障人士。他要更进一步踏入听障骑手的生活。

在袁哲第三次跑单时，新认识的一位调研对象小杰全程跟随，生怕袁哲这位“新手”遇到什么困难。“我骑车快四年，路线熟悉。”这是小杰发给袁哲的原话。

小杰二十多岁，因幼时生病失去听力，这已经是他做“无声骑手”的第四年。第一次见面时，小杰就很热情，他耐心地用手语对袁哲比划着。四年奔波让小杰练就“不看导航就能送到”的能力。他生怕袁哲不认路，努力帮助袁哲熟悉这份“工作”。

袁哲这次的目的地是一栋大楼，小杰陪着他一路到达了楼下。小杰比划着告诉袁哲，左边电梯是去办公楼层的，右边电梯是去商业楼层的。

“他就是一个阳光大男孩。”这是袁哲对小杰自始至终的印象。小杰从未因为自己是听障人士而自卑，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助袁哲。

小杰的老婆孩子在老家，他独自一人在杭州打拼，租住在一个回迁房小区，租金每月几百元。他告诉袁哲，在做骑手之前，自己是流水线上的工人。骑手这份工作收入更高、时间更自由，让他对未来有了更大希望。

另一位听障骑手小亚向袁哲讲起一件令他记忆犹新的事——一次雨天路滑，小亚不慎摔倒了，浑身疼得要命。他爬不起来，也无法呼救，路人也没注意到他。

缓了一下后，小亚摸到兜里的手机，向骑手群里发送了自己的位置和信息：“求助，摔”。附近一位骑手看到后，马上赶来“解救”了小亚。

“骑手们是很团结的。他们有很多群，抱团取暖，谁出事就会有人去帮他。”袁哲说。听障骑手的打字习惯是“跳跃式”的，基本是短词句，而不是连贯的长句，但也能让人明白什么意思。

前阵子正赶上平台的“骑士节”，袁哲看到听障小哥“阳光明媚”的朋友圈——平台请他住了豪华酒店，也算是“享受了一把”。

学者

比起“博导”，袁哲更喜欢“学者”这个称谓。他最喜欢的四个字是学以致用，“做些更接地气的东西”。

“哈耶克有一句话说得好——商业是最大的公益。”袁哲告诉《中国科学报》，经济学者的介入，可以向平台清晰地传达一个信息：帮助听障骑手，会给平台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稳定性，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经过大半年的研究，袁哲和他的团队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研究报告，并正在准备下一步的成果推介。

他们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

首先，听障骑手在工作态度上更为积极主动，愿意付出更多努力来完成工作。听障骑手的留存率（黏性）也高于普通骑手，这对平台是件好事，因为引进新骑手需要更多的成本。

其次，听障骑手往往面临一些困难。比如，他们的“首次跑单率”较低，注册后从未完成过一次配送任务的骑手很多。再比如，听障骑手在“接单至到店取餐”和“到店取餐至送达消费者”这两个环节，速度慢于普通骑手。

最后，数字化赋能可以提升听障骑手的表现。在已有的外呼智能工具基础上，平台应该加大创新力度，更细致地解决听障骑手工作中存在的“卡点”。

“我的研究证明，更好地留住听障骑手、提高其工作效率，对平台来说是有经济价值的，这样平台就有更大的动力去做这件事。”袁哲介绍道。

袁哲的学生们觉得，老师做的这件事“太酷了”。目前，袁哲正在带领学生们做更多新的、有趣的研究，探究科技和商业如何更好地赋能弱势群体的工作和生活。

“做更有温度的科研，更好地贴近社会，特别是要关注弱势群体。”这也是袁哲未来的方向。

*文中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